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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要怎么说?
正在艰难措辞,导员接到了个电话:“雷诗然父母打电话了,你在这儿坐会儿,先别走啊。”
她抬起头,导员走开几步,在夜风里发出了很大一声:“啊?”
随即导员崩溃地大叫:“你们是她父母你们不管,孩子都要死了还不管?人在医院了——”
“不是,我说了,我是辅导员,我不是不三不四——”
“哎哎哎怎么说话呢,孩子品学兼优的,你们当家长的就这么——”
每说一句导员都气结到恨不能当场撅过去,挂了电话骂了句粗口,一跺脚:“这都什么人啊!”
卫仁礼怔怔地把塑料袋揉来揉去。
雷诗然的父母不管她。
“怎么办啊?她父母不管的话,医院还会抢救她吗?”
“有学校在,现在做手术了……但父母不来很难办,毕竟她是自己跳的,都有同学亲眼看到了。没事儿,他们一会儿就来,要是不来我就报警,”导员拍拍她肩膀,看她情绪平复,便问她,“别紧张,说说今天你见到的雷诗然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?提供提供思路。”
她不说话,只要雷诗然被救治就好,至于前因后果,交代清楚又如何?循环过去,就像海浪盖过沙子,一切了无踪迹。
更何况,她不知道是为什么。
7月25日似乎很不祥。
褚宁,雷诗然,还有胡彤彤的姥姥。
或许在诸多偶然中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可能性,这种必然是平日难以打开的锁,而她在几次循环中误打误撞地拿到了钥匙,在无法窥见的命运的蝴蝶效应中,她带来了死。
有没有一种办法……
她沉默着思索起另一种可能性。